長假最后一天，張均迫不及待地到他熟悉的幾家勞務公司找活兒干。自從傷好了之后，他不再做包工頭，而是踏踏實實找工作掙錢。
此前，張均帶人到工地干活兒時摔傷，并將工程發包方和承建單位告上法院。法院判決書下來的時候，他才明白，自己本就是沒有經營資質、違法攬活的包工頭，既不能要求發包方賠償，也不能要求承建單位賠償。
在我國建筑勞務市場上，像張均一樣的包工頭，是一種特殊的存在，他們一邊連結著亟須工人的施工企業，一邊攥著尋找生計的工人隊伍，成為施工鏈條上的重要一環。然而不少包工頭隨意用工、管理混亂，引發了建筑市場勞務用工的亂象。2005年，原建設部就提出3年內“包工頭承攬分包業務基本被禁止”，此后，多項政策出臺，讓包工頭用工形式逐漸失去生存的土壤，建筑勞務市場也日趨規范。
山東濰坊，一些建筑項目負責人和勞務經紀人正在觀看某城市建設項目宣傳片。工人日報記者 楊登峰 攝
政策收緊，包工頭被禁
包工頭，顧名思義，把工作包攬過來，招人作業，自己當頭。這一群體的出現與我國建筑等工程行業的市場化及改革密切相關。計劃經濟時期，建筑工人隸屬于施工企業，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改制的過程中，施工企業里部分職工“下海”，雇傭農村勞動力，與原企業合作，成為包工頭；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催生出一批帶著老鄉外出打工的帶工師傅。
“包工頭用工形式是特定時期的產物，與此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范圍說，除了對建筑行業的專業化、規模化有負面影響外，最重要的是對工人的權益保障存在重大缺陷。“一是包工頭與工人之間不構成勞動關系，使得大量建筑工人被排除在勞動法的保護之外，并且由于層層轉包，導致工人遭遇工傷、欠薪等權益侵害后，難以確定用工方，求告無主；二是由于工程行業存在諸多不規范之處，對包工頭存在監管空白，導致了層層盤剝以及建筑施工市場的混亂。”
為此，早在2005年8月，原建設部就提出3年內包工頭承攬分包業務基本被禁止。此后，多項政策出臺。2019年3月實施的建筑工人實名制管理、今年5月實施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等舉措，均被認為是從各方面限制包工頭的強有力舉措。
“在規范建筑勞務市場、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過程中，禁止包工頭用工形式一直是政策和立法發展的方向。”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說。
前路漫漫，面臨轉型
“都給你治了，還想怎樣？”建筑工人周小川在打電話給包工頭索要工傷待遇時，對方說。2017年5月，他在外墻維修作業施工中從6米高的平臺上摔下，造成左腿小腿骨折、左手多處手骨骨折，醫療費花了23萬元。包工頭為他繳納的意外傷害險賠付了5萬元，包工頭賣車墊付了18萬元。可是從那之后周小川便提不了重物，走路一瘸一拐，找不到像樣的工作，而他本可以享有的傷殘津貼，包工頭因賠付不起而跑路了。
為了整治拖欠工資、發生工傷逃避擔責等亂象，切實維護農民工權益，我國相關政策力度逐漸加大。包工頭在政策重壓下不得不紛紛尋求出路。
今年疫情發生前，當了15年包工頭、已經58歲的高通把手里的工人隊伍交給了妹夫吳俊，自己則轉行給老友看管商鋪。他特別想幫吳俊問一句，“被取締了，出路在哪？”
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經濟條件雄厚的包工頭順應形勢創辦勞務公司或施工企業，變身“正規軍”；自身實力不允許者，一般會花點“管理費”掛靠到某家勞務公司名下，穿上“馬甲”后可以繼續攬活兒，費用一般為工程合同額的1.5%~3%；也有人在大浪淘沙中選擇離開，投身其他行業。
不過，成立勞務公司畢竟有難度，不少包工頭還是通過掛靠的方式繼續生存，看似是某家勞務公司的人，實則不受這家公司約束，更不被這家公司保護，這種隱蔽的包工頭用工形式依然潛藏風險。對此，《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明確，相關主管部門應對違法發包、轉包、違法分包、掛靠等行為進行查處，并對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違法行為及時予以制止、糾正。
范圍指出，包工頭用工形式面臨整體轉型，在不退出該業務領域的前提下，有兩條出路：一是進入建筑領域相關企業，成為其員工；二是包工頭轉型成立相關企業。對于上述兩條轉型路徑，都應該建立相應的配套機制，比如對于大規模接收建筑工人的企業以及包工頭轉型成立的企業，應該在稅收、用工成本等方面提供相應的優惠等激勵機制。
而對于掛靠其他公司的包工頭如何管理，范圍表示，需要平衡他們的現實情況和建筑工程領域的監管需要，可能有時需要“做取舍”：對于有意愿加入規范的建筑領域相關企業的，應該予以鼓勵、支持；對于符合相關條件、且有意愿自己成立公司的，應該給予一定的過渡期，并且提供相關的指導和幫扶措施；對于既不符合資質條件，又不愿意加入其他企業的，則應該堅決淘汰，但應該建立就業轉型的幫扶機制，引導他們在上下游的相關行業從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規范用工，形成專業建筑工人市場
沈建峰表示，近年來密集出臺的各項政策對規范用工行為、杜絕包工頭用工、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沈建峰看來，由于包工頭不具有用人單位的主體資格，建筑工人無法被納入勞動法的保護范圍。取消包工頭后，建筑工人將通過訂立勞動合同與總承包單位或勞務公司建立勞動關系，依法享有勞動法的保護，有助于解決工傷保險、加班費等相關問題，勞動者的法律地位大大改善。
此外，根據《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設立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施工總承包單位代發農民工工資、繳納工資保證金等制度，都將確保工資支付責任人的支付能力，并防止層層盤剝。這些都有助于根治欠薪這一頑疾。
除了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范圍認為，取消包工頭還有助于規范建筑市場勞務用工，一是建筑勞務公司發展壯大有助于專業建筑工人市場的形成，成為專業的建筑勞務提供者；二是規范了發包方與承包方的關系，避免因包工頭不具有相關資質導致發包方對工人承擔連帶責任。
其實，當了這么多年包工頭，張均心里也有苦處，項目不好拿，工人不好帶，風險自己擔，從工程發包方手里順利拿到錢的時候更是沒幾回。“以后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避開以前那些行業潛規則，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膽，也能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利益了。”
四川樂山人張旭東過去也是一名包工頭，自從國家禁止包工頭承攬分包業務，他就慢慢將自己的隊伍轉型，成立了專業的建筑勞務公司，十多年來已經發展到自有工人超過100人。“建筑勞務市場越來越規范，我們的公司也會跟隨政策發展調整得更加專業和規范。”張旭東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